（从留学生到流水线，我的打工故事）

 

　　

　　

下班前的电子厂门口

　　

从留学生到流水线上的工人，这是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的一次行动。

　　

对于法厄同来说，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时兴起。他的专业是文化研究，涉及众多社会议题。也因为成长在国企的老工业区。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新工人群体的生存状况，身边的朋友大多也在做着相似的实践。亲历或许是观察最好的方式，他也想去经历截然不同的生活。

　　

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作者吕途认为，“新工人”是指工作与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行走在城乡之间，他们的生活充满尝试和选择。在法厄同的体验里，互联网拉近了新生代工人群体和城市的距离，他们用短视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厂里生活的9个礼拜，法厄同切身地体会到了每个个体的真实和矛盾，就像他一直喜欢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那样。这段“美好又短暂”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将来，他还会再回到厂里，过另一段生活。

　　

以下是法厄同的自述。

　　

“嘿，很高兴能和跟你通信！”

　　

“我准备好在这个月的中下旬去浦东的电子厂做普工，预计时长2个月……”

　　

——摘自法厄同的信

　　

这是我在去电子厂打工之前给朋友写的信。

　　

2018年底回国前，我在英国读文化研究硕士，主要关注大众文化的种种课题。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摇滚乐的文化研究，像粉丝文化饭圈这类议题都是我们的研究课题。

　　

回国之后，我就在不停地找工作，然后不断地经历找工作的焦虑。也可能是我读的专业的原因，大多数人都继续读博了。但我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另一方面，我的毕业论文也没有交延毕了。事实上，其实我应该算是肄业。

　　

由于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需要挣钱，另一方面也想有机会进入不同的生活世界。所以去电子厂就成了一个权衡之下比较理想的选择了。

　　

可能也和我特别喜欢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他所展现的混沌、矛盾的世界，和生活的戏剧性，是我想去经历的。尤其是我现在还比较年轻，如果以后年龄大了，体力和行动力都跟不上，我想在年纪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完成一些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要去电子厂打工。

　　

告诉父母这个决定，是在一个普通的晚饭后。我心理压力也比较大，因为能预料到他们应该不太可能会支持。像平时一样，我把吃剩的饭菜拿到冰箱里，把盘子放到洗碗池里，然后跟他们说，“爸、妈，我想跟你们说件事。”

　　

他们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我妈是强烈反对，我爸就开始问我工厂的一些具体事情，比如里面的伙食、收入和环境之类的，问我有没有考察好。他可能还是有偏见，还会想我在里面会不会受欺负。但磨了好几天，他们还是同意了，毕竟我之前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

　　

就这样，我迈进电子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

　　

进厂的第一天，我们被带进一个大教室里做测试题，数学题、逻辑题，还有识读26个英文字母。第二天是心理测试，做一些有关抗压能力、人际关系处理的题目。这些都通过之后，就可以拿到你的员工识别卡和宿舍位置了。

　　

刚去的第一周我还有点儿不适应。我所在的电子厂主要是维修苹果手机，我们车间负责分拆iPhone12的主板。我经手两道工序，一是用高温喷枪融化L型主板的锡片，融化完主板就变成大小两块，用镊子按顺序夹住，放在托盘里；二是用工业吹尘枪把拆完的两块主板中间的橡胶吹掉或者刮掉，按顺序摆好再用牙刷沾酒精清洁，不留死角。

　　

我算了一下，一盘能放11块主板，刚来的时候，一个下午我做了13盒，也就是140多个主板。但我算比较慢的，带我的小师傅说他半个小时就可以做5盘。我一下午的工作量他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

　　

事实上，标准的作业程序应该是用棉签沾取酒精，而不是牙刷。但在厂里这样的不规范操作到处都是，用牙刷可能两三秒就能处理完一块主板，但用棉签清洁主板需要十几秒，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效率。

　　

我的一个观察是，从大城市来的或者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来做流水线上的工作，可能和农村出身的新工人群体的有劳动习惯上的差别。我可能是个更惯于自我规训的工人，会对我的活儿有某种标准。对于其他人来说，会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弄那么仔细。每次我看我上面那条线的工友处理过的主板，我会想帮他们再弄的更干净一些，或者我会跟他们反馈，他们觉得我太吹毛求疵了。我觉得这可能挺有意思的。

　　

去之前我也做过一些预想，进厂之后，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是工厂宿舍外面的夜市，非常的有生命力。

　　

它和我长期生活的上海很不一样，上海这个城市，它对人的着装或者说外貌有一种无形的规训。似乎你如果不那么光鲜亮丽，你在这个城市注定是会感受到很有压力。比如说，我去livehouse的时候，所有的同龄人都穿的非常时尚，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但那里就是劳动者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的地方，完全不用处在这个城市对你的评价和凝视中，可以用最本真的状态，去做自我。等到后来，我也投入了这种生活，和工友一起去喝酒，还喝吐了。

　　

这种淋漓尽致的感觉，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感觉。

　　

“去的那天天阴，因为是下午上工的时候，也不是饭点人不多，去直招处询问的时候还来了两个拖着行李箱的小伙子，一看就比较年轻，20岁上下还都挺斯文帅气的，感觉不做游戏主播可惜了。所以，一下子也对在工厂里的年轻人产生了好奇。”

　　

——摘自法厄同的信

　　

　　

厂区门外

　　

一开始，我还想过需不需要隐藏我的学历。

　　

两三周以后，和大家慢慢混熟了，我发现他们并不会关心这件事情，因为也有很多人是进厂打工过渡一下。比如说，我的室友之一，他本来是在张家界当导游，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生意了，所以来打工。还有很多大学生是进厂打工攒考研的钱。我们工站后面就有一个学建筑的学生，但是他想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他的条件可能暂时也不能支持脱产考研，就需要先打工攒钱。

　　

除了厂区，另一个工人聚集聊天的地方就是宿舍。宿舍是季节性的，我们一个宿舍住8个人，每年苹果发布会之前是用工高峰，会住上10个人。每天两班倒，白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半。一个宿舍白班和夜班正好是对半分，12个小时里，一般只有四个人在宿舍。

　　

我们宿舍里什么年纪的都有，小的可能20岁上下，年纪大的大概40岁左右。我想跟大家多交流一下，但是现在一般都是在自己玩自己的手机，刷抖音或者打王者荣耀之类的。

　　

男工最爱聊的话题还是女工、女主播。我们工站有8个人，全是男生，也没有什么借口去和其他的女工说话。有一次，我的工友看上了一个女工，他想去要对方的微信。他就走过去，告诉女孩，“我有个哥们儿说挺喜欢你的，问我能不能帮他要一下你的微信。”他就“无中生友”，用这种方式让自己不尴尬，真的非常自然。

　　

在一部分工友的描述里，他们会觉得女性挑选男性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男性的财富，所以他们也会交流全国各地哪里的彩礼比较低。有人向往女性务农、男人打麻将喝酒当“大爷”的生活，但这也只是部分人的想法。

　　

一个庆阳的工友告诉我，他觉得还是要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家庭支出应该共同商量着来。他觉得，理想的社会就是像北欧那样，男女性别矛盾不是很大，收入差距也比较小，我也很认同他这个观点。

　　

在进厂之前，我刚下了抖音。我发现在电子厂里，其实大家看微信比较少，反而看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这类平台的时间比较多。有时候在工厂的广场上、食堂里，我也会看到有很多工友在拍摄自己的生活。

　　

抖音快手之类的短视频平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人们建立认同的方式。我也思考过工人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我们过去以为也没有那么大。

　　

一方面，现在的新媒体技术发达，他们在自己家乡的成长过程中，已经通过手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像现在的新工人群体，可能不像10年前或者更早年前智能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的年代的工人，进到城市会有一种震惊的感觉。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通过各种媒介也早已经有了预演。

　　

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些工厂所在的地方需要大块的地皮，其实通过物理距离隔离了主要城区生活。大多数时候，其实像电子厂的工人就是在和宿舍生活区来回循环，所以所谓的“城市融入”或许不那么成为一个问题。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这种两点一线的从厂区到宿舍区的循环，已经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

　　

“必须承认，我确实很吃被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狠狠批评过的资产阶级的‘普遍人性论’那套，那种在幽暗处透出，遮盖不住的人性微芒总是能吸引我。”

　　

——摘自法厄同的信

　　

在厂里的生活，我也接触到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一样，真实、残酷、又可爱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人物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种崇高和污秽的辩证法。比如说，他在《白痴》这篇小说里，主人公年轻公爵梅诗金表面上看是一个非常纯洁无瑕、善良天真的人物，但是他内在又有一种投射，会设想人如果真的崇高或者圣洁到这种程度，他内心难道就没有一丝丝虚伪的或者罪恶的地方吗？反过来，和他作为对比的花花公子罗果仁又并不是一个全然十恶不赦的人。

　　

我在电子厂也见到了像罗果仁一样的人。他和我同一个工站，同一批进工厂，但他会以各种方式去欺负我、压榨我。我们拿来拆主板的镊子是尖头的非常锋利，有一次发生矛盾，两个组长都过来了，他就拿着镊子狠狠地不断从手上投掷到桌子上，扎到桌子里。大家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如果他往人身上一扎就是一个血窟窿，你也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犯浑。

　　

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在外面对所有人都那么的恶劣，在谈起他老婆孩子的时候，却能用一种非常温柔的口吻去说，眼睛里充满了带有一点傻气和纯真的傻笑，说在家里都是他们凶他，一点也不敢还嘴。电子厂的男工很多，也有人会去嫖娼，我也问过他有没有去过，他跟我说没有，一个男人这点担当还是要有的。

　　

我在宿舍楼下遇见的“小黄”的经历也是如此。

　　

之所以叫他小黄，是因为他的头发染成黄色。那次，他坐在宿舍楼下，喝着6连听装的啤酒，蹲在地上，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我当时挂着耳机在听音乐，他好像很有心事很难过的样子。我看到他有一点犹豫，在想要不要过去搭话，我绕着那个楼走了两圈，下定决心还是过去跟他说话。

　　

我买了点下酒菜，和他坐在楼下一起喝了一点儿。他告诉我，他接到家里电话，妈妈生病了，可能是很难治的病，他也不知道要不要回家。如果他那时回去，他劳务派遣的补贴可能就拿不到了。对他来说，家里的情况也很需要钱。

　　

之后我就和他加了微信，他也和我说了一些自己的事情，很早就辍学出来打工，家里有四个孩子，父亲身体也不是很好。他还问我借了200块钱，也是千恩万谢。

　　

再后来，就发现他把我给删了，钱也没有还我。

　　

进厂之前，我还想过在周末的空闲时间要办一个工人夜校。

　　

我开始最早思考就是工人的发展权，我觉得这个地方最缺乏的就是想挪窝的动力。大多数的工友都是高中学历，也有部分的中层领导是大专、本科学历。

　　

这个工作其实并不是体力上的累，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累。这里的工作是机械重复的，所以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抚平工作疲惫感，人也需要释放。

　　

用我工友的话说，在电子厂打工就是一种“安逸的贫穷”。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去做外卖骑手？在上海这个地方，骑手的平均工资每个月大概是8000元左右。但也有很多原因，我觉得在电子厂打工的工友可能性格相对内向，相对没有那么热衷社交。

　　

按最初的想法，我想在工人夜校讲一些理财意识和储蓄意识的课程。我注意到，20岁左右的厂弟每个月大概能拿到5500-6000元，宿舍费每个月象征性交30元，中午和晚上在食堂吃饭也很便宜，本来是可以攒一些钱的，但实际很多厂弟是负债的。

　　

他们会攒工资换一台新的苹果手机，也有人在网上赌博。我第一个宿舍的舍友，本来已经存了两三万块钱，结果参与了网赌钱都赔完了，过年都不敢回家了。

　　

一天在厂里工作近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下班之后大多数时候大家其实就已经非常累了。因此也搁置了办夜校的想法。

　　

年末盘点的时候，作为新人，我被派去捡垃圾。在垃圾分类的时候，我捡到过一些碎纸片，可能是一些工人在很闲的时候写的自己想法和心里话，然后这些碎纸片我就捡起来就保留了下来，我觉得非常珍贵。

　　

　　

“美好而短暂的”纸条

　　

这些碎纸片，通常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表达。比如说，有的纸片上写着“陪伴，近年来，我的心太xx”，下一行是“直到夜深人静时”，再下一行是“我也曾想着干一番大事，也可睡下后xx”。

　　

另一个碎纸片上写着“美好而短暂的”，就这么几个字。对我来说，这段生活也是很美好的一个碎片。在这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有着自己的生活和欲望。

　　

我在电子厂工作了9个星期，其实还很短。接下来，我可能想把这段经历中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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