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作为海归博士，我想说说待遇问题）

二、“海归派否定论”为何抬头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型以及“海归派”为国家建设做出的实实在在的业绩，“海归派否定论”一度退后。由于国家减少了对海外留学的条件限制，第三波留学潮从2000年前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然而近十几年来，社会不断出现对“海归派”的质疑声。“海归派否定论”的抬头，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海归派”不再等同于高学力。

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般家庭的收入上升。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孩子的海外留学也不再遥不可及，留学大众化的趋势更加显著。不少因学力不足而无法升入国内知名大学的学生，凭借父母的财力而到国外大学留学。同时，许多海外教育机构为了获得学生而降低入学门槛。这些都使留学生的数量在增加的同时，总体质量更加参差不齐。

又由于欧美等国经济的不景气，选择回国的留学生急剧增加。由于他们在留学期间在学习和生活上缺乏自律，并没有获得太多新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回国后就只能成为无法如愿找到工作的“海待”。

资料图：视觉中国

其二，“海归派”从校门到校门的情况增多。

第三波留学潮特征，除了大众化之外，就是年轻化倾向，高中毕业后直接升入海外大学的留学生激增。不同于经历过“上山下乡”、对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富有经验质感的把握的老一辈“海归派”，第三波留学潮中的留学生在没有深入体验和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就离开了中国。

对于在留学期间选择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中国学生而言，由于尚未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和对研究课题的妥当性进行专业判断的主体性，他们的研究很容易进入基于国外社会基础的议题设定中去，因而研究的课题本身有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

其三，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和日渐成熟。

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达，以及国际交流机会的多样化，使得本土学生与留学生在知识量、视野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留学生的优越性越来越低。

其四，“海归派”并不等同于高业绩。

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据笔者的经验，日本学者的治学方式倾向于不轻易下简单的结论，特别看重论证根据的明确性，以及论证过程的严密性。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日本研究者需要进行细致的调查，查阅详细的资料，投入大量的时间完成一篇论文，但结论有时会很暧昧，让读者不太清楚作者究竟想说什么。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则更加重视指明结论，更重视研究的结果而非组织严密论证的过程，也更重视发表的数量。由于对待研究时注重的侧面不同，研究成果的产出效率自然存在差别。

在就职方面，与留学生相比，熟知中国国内市场行情和就职生态的本土学生也表现出优势。如果按照业绩主义的学术评价标准，“海归派”往往不如积极投稿、瞄准在名门高校就职机会的本土派，而业绩不足则会被直接转换为“能力不足、水平不高”这样的评价。

资料图：视觉中国

不过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校都在探索学生培养模式，并且卓有成效。

在人文社科领域，就有高校老师引导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开始进行跨学科的大量经典阅读训练，通过读书检查汇报会调动学生求知和探索的主体性；在硕士或博士阶段，让学生通过大量集体调查扎根中国经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意识。如今，他们已经形成在中国基层治理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和辐射性影响的研究梯队。

专业基础扎实，最贴近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可以充分发挥“母语优势”（母语思维最优论），在生计方面没有顾虑，这些都是本土博士相较于“海归派”所具有的优势。

如果说曾经的“海归派肯定论”和“海归派否定论”都是以海外留学者能够扎实地掌握外国的技术和研究成果为前提，即共同承认海外留学者的实力的话，重新抬头的“海归派否定论”则在否定的理由中加入了并非基于“救亡图存和革命传统”的新项目，即“实力不足”。

这是因为不少“海归派肯定论”者对新一代的“海归派”无法引领中国更加现代化、研究业绩更加突出而感到失望，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本土高校在培养模式、研究成果乃至世界排名上的迅速崛起，于是最终加入了“海归派否定论”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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