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学生群体的归国浪潮）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面对着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新中国采取多种途径有力争取海外学子早日回国、报效国家，掀起了海外留学生群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三波归国浪潮。1949-1951年为高潮阶段，1952-1954年是受阻阶段，1955-1956年为回暖阶段。归国后，这一群体为新中国的科技、教育、经济、文化、外交和国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丰功伟绩，在中国海外留学生归国史上书写了生动而绚丽的华章。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归国浪潮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34-05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如何在生产力异常落后、经济基础异常薄弱的条件下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促进中国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和国防事业的快速发展，争取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学子回国服务是重点之一。为此，新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广泛争取海外留学生踊跃回国、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甚至采取强有力的外交手段，掀起了海外留学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三波归国浪潮，在中国海外留学生归国史上书写了绚丽的华章。“那去国怀乡的情思，那投奔光明的激动，那建设一个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新中华的志向”，[1]3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至今仍熠熠生辉、璀璨闪耀。

一、1949-1951年：高潮阶段

面对着新政权和祖国人民的呼唤，“在祖国大好形势的感召下，受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和留美科协等团体的多年来举办爱国活动以及两会负责成员陆续回国的影响，尤其是受总理号召留学生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鼓舞”，[2]27加之在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拉拢摇摆”政策的影响下，一大批海外留学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毅然放弃西方国家优厚的物资待遇回国服务。1950年以前，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并向中国海外学子表示：他们“同情”这些“将不被共产党政府所欢迎的留学生”（把有中国国籍的留学生列为“无国籍”的人），通过给中国留学生提供回国差旅费，企图拉拢留美生对美国发生好感，回国后散布亲美影响。从1949年4月开始，美国国务院就拨款50万美元。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195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1950年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AreaAidActof1950），同意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救济，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从1948年到1955年，美国共花费800万美元左右。[3]423美国给予中国留学生的这些资助，使一大批留美生得以顺利回国，美国的打算遭到失败。于是，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并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从1949年8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开始接待归国留学生开始，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局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上千位海外学子回国效力，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波海外留学生归国潮。

（一）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留学生的总体分布

从1872年8月11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八日）陈兰彬和容闳率领詹天佑、梁郭彦等30位幼童赴美留学开始，①到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面对着国内外的复杂局势、国民党政府的落后腐朽和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一大批知识分子怀着“实业报国”、“科技报国”的目的，以“留学”、“讲学”、“考察”、“实习”和“参观”等名义到欧、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人数数以万计。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者约占80%。”[3]8

有出国就有归国。在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中国知识分子到西方国家的留学浪潮嘎然而止。赵忠尧、蔡镏生、张世勋、关肇直、王湘浩、王淦昌、钱三强、何泽慧、梁思成、林徽因、江泽涵和卢庆骏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留学生陆续回国。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受宏微观因素影响，到1950年夏，尚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等学校留学或讲学的留学生、教授和各种专门人才大概有5541人，②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5541位海外留学生中，欧美国家留学生人数最多，占77.5%。其中留美生3500人，占63.17%，留欧生约占11%。留日生占21.66%，“2/3是由台湾赴日，1/3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由华北和武汉等伪政府派出。”[4]2当然，这只是大致统计，实际人数会远大于5541人。根据1956年高等教育部估计，新中国成立时海外留学生大约有“七千余人，其中在美国有五千人，英国七百余人，日本一千余人，法国三百余人”。[5]24数以千计的海外留学生是中国政府的一笔宝贵财富和急需争取的有生力量。

（二）第一波归国留学生的国别分布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轰轰的礼炮声震撼了整个世界，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了旧中国的过去和新中国的开始，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让旅居海外的留学生们振奋不己，纷纷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以表达他们心中的喜悦之情。当年，他们怀着各种救国之志远渡重洋，以期学得西方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来拯救民族危难。然而，在黑暗的旧中国，他们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新中国的诞生，使海外学子看到了民族振兴的曙光，但国民党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宣扬的中国共产党的“共产”理论让他们有些却步，在回国与不回国之间做出抉择。从1949年8月到1951年12月，共有1144③位海外留学生响应新中国召唤，毅然回国，为国家各项建设的发展进步抛洒了青春与热血，作出巨大贡献。其中留美生人数最多，仅1950年8月31日，由美国途经日本横滨、开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上，就坐满了邓稼先、傅鹰、叶笃正、金荫昌、鲍文奎、余国琮、庄逢甘、涂光楠及其哥哥涂光炽等128位留美生。1949-1951年从西方国家归国留学生的详细分布情况见表2：

需要强调的是，第三波归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加，除了受国际局势变化发展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国家建设对人才的发展需要直接相关。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和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战略任务，[9]132但专门人才的缺乏是中国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科学院现有的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科学研究人员只有401人，全国高等学校中副教授以上的教师也只有7000余人。”[7]面对这种人才状况，高等教育部在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的通知中明确指出：1956年“至少争取一千名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5]24然而，受诸多因素影响，这一计划并未顺利实现。

（二）第三波归国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

这一时期归国的308位留学生中，许多是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如物理学家王弘立、吴仲华、钱学森、郭可信、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数学家李敏华、周绍棠、郭永怀、廖山涛和许国志等；化学家蒋锡夔、蒋丽金、刘铸晋、陆婉珍、闵恩泽、肖伦、周同惠、陈家镛、郭慕孙、侯虞钧、林一、何炳林和陈茹玉夫妇等⑦；医学家罗会元、张香桐和黄量等；物理化学家蔡启瑞和胡日恒等；生物化学家王德宝、钮经义和张致一等；电子学家童诗白和管理学家刘源张等。

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波留学生归国浪潮，主要是以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和留美生归国数量为划分依据，这除了与新中国和美国对待留美生的态度和政策紧密相关外，还与留美生始终是建国头七年归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群体直接相关。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三波海外留学生归国人数的详细情况见表4：

资料来源：1949年8月到1954年12月的归国留学生人数，参照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的统计数据。1955年1月到1956年10月的归国留学生人数，参照姚蜀平撰写的《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1988年第6期）一文中的统计数字

从表4中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如果按照1949年8月到1950年6月估计人数的中间值“750”人计算，1949-1956年的七年时间中，归国留学生约有2290人。第一波归国留学生人数最多，高达1702人，占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总数的74.32%，第二波和第三波归国留学生人数仅为588人，占25.68%。相比于这一时期未回国的约5100⑨位海外留学生来说，回国率只有45%。1949C1956年海外归国留学生人数的变化发展趋势，见曲线图5：

综上所述，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以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华罗庚、傅鹰、葛庭燧、叶笃正、黄昆、赵忠尧、程开甲、谢希德、梁思礼、师昌绪、吴冠中和吴良镛等为代表的约2290位海外留学生，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丰功伟绩。七年来，海外留学生的归国时间主要集中于前三年，高峰在1952年之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波留学生归国浪潮的高潮阶段。随后两年受国内外局势和各种因素的影响，第二波归国留学生人数持续走低，直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才出现一个小高峰，是三波归国浪潮的回暖阶段。可惜的是，1957年后，海外留学生归国人数却逐年下降。⑩到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归国留学生人数才迅速回升，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留学生又一次大规模的归国热潮。

注释：

①1868年初容闳向清朝提出的留学教育计划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1870年获清政府批准。1871年容闳开始在上海招生，此后每年派遣30人，分四批、共120人至1875年派完。首批30名学生由陈兰彬任监督、容闳任副监督于1872年启程赴美，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上首次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②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并不统一。论文采用的是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的统计数字。

③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9页的统计数据。这一数据只是从1949年8月开始，自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专门委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简称科代会），暂办招待回国留学生及职业介绍等事务后，尤其是从1949年12月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称办委会）”以来，登记的归国留学生数量，不包括未登记的归国留学生。据相关部门估计，1949年8月到1951年12月归国留学生总数大约为1600-1700余人。

④这一数字只是“科代会”和“办委会”登记的归国留学生总数，不包括未登记的归国留学生，据估计实际归国人数应大于此数字的一倍左右。

⑤从现有资料来看，1952年到1954年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并不统一。论文采用的是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的统计数字。

⑥王德宝，1918年5月生，江苏泰兴人。抗战前夕为中央大学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47年赴美留学，1951年至1954年在美工作。1954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任职。

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2300位归国留学生中，化学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徐飞和卜晓勇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特征状况的计量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2卷）200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科学院1955年至2003年选举产生1026名院士，其中地学部185人，有留学经历的仅71人，占38.38%，是各部中留学院士所占比例最少的学部。比例最高的是化学部，占71.69%。

⑧此表的百分比按照估计的归国留学生人数计算，1949年8月到1956年6月的归国人数按照估计数字的中间值750人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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