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52名赴美留学生全部回国！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学者却有自己的祖国。”

　　

这是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微生物生理学的开创者路易斯巴斯德的名言。

　　

学者的背后，身靠的是国家还有那千千万万的祖国同胞，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亦曾以“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来阐述自己的赤子之心。

　　

　　

1978年，是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巨变发生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开始之年。

　　

彼时，刘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作了“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

　　

　　

也就在其汇报结束，邓小平提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时间漫漫，出国留学的事物多而杂乱，想要一时之间恢复，并予以实施，属实不易，但是中国人的骨子里，好像总是有那么一分不甘还有那么一丝倔强。

　　

分管这件事情的是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琼，他和同事们不仅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规划，还组织了公开的出国考试。

　　

教育部按照邓小平“五年内见成效”的指导思想，决定先在国内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各大科研院所的青年骨干中挑选留学人才。

　　

　　

所有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有序完成，但是李琼的心里其实也惴惴不安，如此兴师动众，倘若这些人不回来了怎么办？

　　

工作工作上一丝不苟，心里却始终怀有这一疑问，邓小平许是看出了教育部的忧思。

　　

“你们不要怕跑，就是跑了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如果派一万人跑了一千人回来的，还有九千人，你们要大量的派，不要怕。”

　　

邓小平的这一番话彻底打消了众人的疑虑，更加勤勉的，为送“学子出国门”而努力着。

　　

　　

选派留学生赴美学习，在各高校中选拔人才，各校均可派人参加选拔。

　　

按照国家的指示，这批学者要出国学习两年科学知识，其中“英文”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与人交流，学习知识，语言不通是无法继续的，因此“英文”成了选拔的第一道大坎。

　　

在政治审查的基础之上，交由各系系主任进行第一轮筛选，随后学校，教育部会分别组织考试，三轮均过才可进入下一轮。

　　

而选拔结束之后，这些学者都将进入语言学校进行出国前的学习，专门讲解一些关于出国的注意事项。

　　

在第一堂课，老师的第一句话便是，“不要以为选上了就等于出国，外交一旦有风波，你们随时可能走不成。”

　　

　　

学习结束之后，52个人，分成五个小队启程，当时中美还没有通航，远赴美国只能先到巴黎，再从巴黎到纽约，最后到华盛顿旅途，就这样将近20个小时，学者们才算正式抵达美国。

　　

随身携带的除了教育部有关申请签证的信件之外，还有一笔50美元的费用。

　　

“50美元”如今看来，或许有那么些许的可笑，人均不到1美元，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可是在那个年代，国家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这50美元虽无足轻重却满含国家对这批学者们最深的期待。

　　

　　

作为总领队的柳百成，独自一人去了威斯康星大学，这个学校吸引他的点在于其强有劲的铸造学科，在美国赫赫有名，当属第一。

　　

柳百成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了一年半，最后一个学期转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材料与工程学系学习。

　　

　　

在美国学习的这段时间以来，柳百成接触到了许多以前从未接触到的东西，掌握了一批世界最先进的材料分析仪器，对于研究材料的微观世界有了进一步的看法。

　　

当柳百成第一次在房东太太家看到她八九岁的儿子在玩苹果电脑时，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仿佛一时之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新奇，有趣，从未见过，却被其深深吸引，柳百成仿佛能够看到不久之后，电脑会在这个社会上掀起怎样的风波。

　　

于是，柳百成当下便决心要学计算机，40多岁的身体，脑力跟体力远远比不上年轻人，计算机高级语言本就讳莫如深。

　　

　　

柳百成却不愿轻易言弃，光看书不行，就学着自己编写程序，40多岁的年纪跟20岁的大学生们一起研究计算机。

　　

感谢于美国机房的24小时开放，那段时间，柳百成几乎每晚8点都会带着一杯咖啡到机房，编写程序到凌晨两三点方才罢休。

　　

柳百成在学习知识，扩大自己的眼界的同时，与国际学术界建立起了长远的联系，不单局限于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

　　

　　

还访问了密歇根大学、凯斯西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世界各国的同领域专家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访问了通用汽车公司技术中心福特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公司。

　　

不得不说，在美国学习的这段时间，柳百成所积攒下来的东西以及人脉均为其回国后的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持。

　　

随着“中美正式建交”，美国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身在其中，作为中国人的柳百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讨论的中心。

　　

不仅有人特地来电请柳百成吃饭，了解关于中国点滴，甚至柳百成还被邀请前去参加演讲，媒体采访等活动。

　　

柳百成对于这些一向是来者不拒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力所能及地向外国友人宣传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自是本分。

　　

　　

美国学生对于中国总是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疑问，柳百成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回复他们的同时还不忘维护国家的形象。

　　

2012年，威斯康星大学领导来北京还成专门给柳百成颁发过一份证书：

　　

柳百成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到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的人士，也是中国第一批到美国访问学者之一。

　　

　　

杨威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任教，1978年在国家做出派遣学者赴美留学的决定之后，杨威生也接到了去参加英文考试的通知。

　　

　　

虽然杨威生大学，学的是俄文，英文程度有限，但是依然取得了考试及格的好成绩，成为了首批赴美访问学者之一。

　　

第一次出国门，一切事物对于杨威生来说无疑是新奇而又有趣的，在飞机经停巴黎的时候，杨威生第一次看到如此高级的洗手间。

　　

杨威生与北大物理系的另一位老师戴远东一起，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在那里杨威生开启了自己在美国的学习生涯。

　　

　　

第一次参加记者招待辉会时，杨威生紧张不已，只能一知半解的听懂一点，结结巴巴地说那么两句。

　　

最开始，杨威生只敢坐在办公室里面，很少与人交流，每天除了早起的“Goodmorning”之外，基本上什么都不会。

　　

看着身边围绕着的美国学生，想着自己作为中国派遣学者的身份，杨威生一刻都不敢休息，头年，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杨威生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听广播，锻炼口语。

　　

　　

为了强迫自己提高英语水平，哪怕彼时美国已经有了些许的中文读物，杨威生却甚少翻阅，许是害怕动摇自己学英语的决心，每次到图书馆之后，总是优先选择英文读物，离那些中文版远远地。

　　

一年的时间，杨威生的英语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由于天天听广播，也造就了杨威生“信息通”的身份。

　　

杨威生远渡重洋，与家人分离，在美国期间饱受思乡之苦，但是学问研究却是他在这期间最开心的事情。

　　

　　

当杨威生第一次进入到美国的实验室，看着摆放的一个个先进的仪器时，震惊不已，欣喜不已，艳羡不已。

　　

一整个房间的设备，满满当当，见过的，没见过的，摆在那里，杨威生一次又一次地感叹美国研究条件的优渥。

　　

只要有时间接触仪器，杨威生就会立刻抓住机会学习使用，有人在一旁时，就孜孜不倦地询问，没人教时，就自己一人看说明书，独自研究。

　　

在美国期间，杨威生从来没有虚度过时间，每天杨威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总想着多学一点，多看一点。

　　

　　

时间一长，周围的人也都看到了杨威生的付出和努力，指导教授甚至决定聘用杨威生担任自己的研究助理。

　　

虽然受到了美方的重视和聘用，但是杨威生心心念念的始终是中国，这个生他养他的国家，还有那在大洋彼岸等着自己的回归的家人。

　　

因为指导教授的聘用，杨威生在美国呆了第三年头，并在其回国之前，用最后一年积攒下来的工资买了一台AppleII型计算机当作礼物带回了北大物理系。

　　

斗转星移，白发苍苍的72岁的杨威生，在北大的校园里，看着无边无际的天空，葱翠的树木，感叹。

　　

“改革开放给予我们机会，我们抓住了这次机会，在美国的三年改变了我的一生。”

　　

　　

对于王靖华来讲，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是个好消息，又是一个大难题。

　　

按着研究人员多身份，能够出国，了解到美国的最新进展学到更多的知识，自是再好不过，按着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的身份，两个孩子还很小，父母年迈就这么将他们扔下属实有点不地道。

　　

一番纠结，国家有命，不能不从，最后王靖华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登上了远赴美国的飞机，开启了自己为时两年的学习生涯。

　　

在美国期间，国务院总理临行之前的两句话一直让王靖华记忆犹生。

　　

一是“你们到了国外生活上有困难，要自己主动反映”，二是“希望大家都能学成归国，毕竟国内有铁饭碗，生活是有保障的”。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彼时国家在针对留学生的待遇方面，许多都在初探阶段，各种政策也在不时的调整。

　　

　　

在美国期间由于政策的调整，中国留学生的人生安全得到很大的保证，王靖华也因此得以参加聚会，参观各地的景色。

　　

虽然，生活上有些捉襟见肘，但是王靖华在纽约大学柯郎数学研究所内的学习，研究却从未见松懈。

　　

由于访问学者的身份，王靖华并没有什么关于课程和考分的硬性规定，但是王靖华也并没有因此而放任自己，反而更加勤勉。

　　

“国家送我们出国不容易，如果不能学到新知识，自己会觉得有愧于祖国。”

　　

想来这也是每一位访问学者的心声。

　　

在美国期间，王靖华除了在办公室，图书馆内做研究，听一些讲座和研究生课程之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纽约第五大街著名的Barnes&Noble书店，他总会在那里发现那么几本“珍宝”。

　　

时间荏苒，当时间期满，王靖华收拾回国之时，带了一台18英寸彩电和一台两个喇叭的收录机，都是些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新鲜货。

　　

　　

1981年，52位赴美留学的学者陆续回国，没有一个人滞留在美国，回国之后，他们成为了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52个人中，有七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获得众多的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高校中耕耘培养出难以计数的科研工作者。

　　

首批赴美留学的这段经历，对于这52人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亦是此生难忘之幸事，每一位学者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脸上总是挂着缅怀的笑容。

　　

曹小平曾经感慨的说道，“真的感谢那次赴美留学的机会，它给了我很多，也改变了我很多。”

　　

　　

在美国学习科学知识，学以致用，将书本上硬邦邦的知识转变成属于自己的才能，用于国家的创造和研究之上。

　　

爱因斯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我的相对论证实了，德国会宣布我是个德国人，而法国会称我是世界公民，但如果我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法国会强调我是个德国人，而德国会说我是个犹太人。”

　　

科学无国界，科学的探索不受国籍限制，人人都可接触，可是科学家有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家的命运均与祖国有着密切关系。

　　

科学家与祖国本就是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国家强大了，科学家的地位才能提高，首批赴美留学生深深感念国家的付出，此后一生以己之能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奉献始终。

　　

如今，只想热泪盈眶说一句：壮兮，我大中华！

　　

　　

《1978留学改变人生》

　　

《亲历者柳百成四十年前，我们52人赴美留学》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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